重农轻商对社会带来的后果

商业与农业相比，极具扩张性。假如政府不有意识地平衡商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任凭两者在平等的台面上自由发展，商业最终会奴役农业。以现在的目光看，这似乎是值得祝贺的事情，商业扩张到一定程度，就会掀起工业革命，西欧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东周时期，中国商业的自由扩张很难引发工业革命，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 则因为工业革命的前提是科学革命，而中国传统上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不可能从内部产生出科学革命；二则当时中国的农耕文明生机勃勃，它不需要向商业社会的轨道上转。这注定了东周时期商人们的辉煌事业前途黯淡，因为一个社会的商业活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或巨大规模的海外贸易相迎合，它必将成为这个社会的病痛。亚里士多德说：“由于致富艺术表现在商业活动中，这种艺术永远不会有达到目的的极限，因为其目的是无止境地攫取财富和占有货币。”农耕社会缺乏持续增长 的财富供商人无休止地攫取，他们无极限的商业扩张不能像在工业社会一样能给广大民众普通带来利益；相反，他们会通过投机取巧、囤积居奇等手段与农民争利，会扰乱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为了抑制商人强劲地扩张欲望，使帝国社会内部农、商、工各行各业的比例协调，秦始皇统一国家后，就有意识地贬抑商人。秦朝的法律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与罪吏、赘婿同属贱民之列，可以随时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汉朝继续压制商人，例如高祖皇帝规定，商人不得乘车、穿丝绸衣服，而且要加倍缴纳税赋。这种不给商人政治地位的政策，有利于政府倡导简朴敦厚的社会风气与维护社会公正；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减低了商业对农耕者的诱惑力，巩固了国家的经济本基。

尽管如此，商人行业的巨大优势仍令人不安，毕竟那是个容易发财致富的职业，商人们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他们很容易使自己更富，也很容易奢华骄狂。正如晁错所指出的：“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代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食。无农夫之苦，有百千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 盖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