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问天”的典故

老子修道德,从古始的鬼神崇拜以及后起的宗教崇拜的疑问思考中吸取营养,以未有天地之前的混沌以及混沌的运动为对象,进行理论探索,提出“道”“可以为天下母”的哲学命题,建构了道家的天道本原观。

虽然当年老子其人出关西走而莫知所终，但《老子》其书却在后世远播西方。据西方学者统计，从1816年至今，出版的各种西文版的《道德经》已有250多种，如今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新的译本问世。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中，《道德经》排名第二，仅次于《圣经》。当然，西方人迷恋《老子》，也是各取所需，各有所爱。如冯·布兰切勒的《老子〈道德经〉：美德之道》一书说老子如同基督教的上帝，具有博爱与宽容的精神；新教神学家尤利乌斯·格里尔则列举了《道德经》与《新约》的相似点80处；法国学者阿贝尔·雷米则说《老子》第十四章中就出现有“耶和华”三个汉字；德国人萨冯·施特劳的《老子》注释本则按照严密的德国唯心主义的逻辑体系重构五千言的结构图式；另有德国学者用格式塔心理学的模型来解读《老子》；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从《老子》的“当其无，有有之用”抽绎出建筑学上的空间与砖瓦匠同等重要的原则；美国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也指出西方近代物理学与《老子》的东方神秘主义有着相似性。此外，还有《老子》中的“雌”、“母”的隐喻，也引起了西方女权运动者的兴趣，练气功或柔道的人、传统医学的从业者、环保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从《老子》寻找经营理念的商人以及要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者，都宣称从《老子》那里找到了精神养料与灵感源泉。甚至连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也用他那“对恶不抵抗”的学说来诠释《老子》的无为思想，把老子当成自己的同调；而前苏联的杨兴顺则认为《老子》的“无”不是“无物”而是“无有”，即穷人、无产者，他把《老子》说成是革命宣言。由此可见，《老子》一书在西方确是甚有影响。

西方社会出现这种经久不衰的老子热与形形色色的老子观，其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一方面，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与1993年湖北省荆门郭店村一座古墓中出土的楚墓竹简《老子》，无疑极大地激发了西方人研究《老子》的热情。另一方面，当代英国汉学家和哲学家克拉克的《西方人的道——道家思想的西方化》一书则把道家思想在西方的流行归结为西方人思维方式上的三个变化：希望过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