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专制皇权高度发展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君权的极度膨胀，皇帝躬亲庶政，在特定时期（如在雍正朝）确实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政府聚集和运用各种资源，维护和加强国家统一，有利于镇压各种异己势力，清除腐败，保持官僚政治的正常运行。但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带有明显非理性特色和恐怖色彩的个人独裁，并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久安长治。相反，它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十分明显的消极影响：
一是由于皇权恶性膨胀，改变了传统的
权力分配体制，在皇帝的阴影下，除了极少数亲信大臣外，大多数臣僚缺乏行政积极性和创造性，纷纷持禄养交，苟且度日。故乾隆帝感叹说，诸臣“唯以循例办稿为供职，并无深谋远虑，为国家根本之计”，“似此因循之习不改，竟与乡原无异”（《乾隆起居注》）。
二是皇帝亲理庶务，将日常政务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能适应官僚政治程序化、严密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其结果是皇帝不能不日益依靠少数亲信协理政务。这就导致了新的政治异化现象的出现。
三是严酷的政治控制，特别是文化专制主义，严重束缚了社会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的发展。和当时多元的、活跃的学术观念比起来，18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特别是反专制思想相对贫乏，士大夫们对君臣关系的理解十分肤浅，对极端君主专制的批判苍白无力，缺乏基本的创新精神，这不能不说和当时清廷严酷的政治控制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应该说，18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发展时期，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乃至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转型态势，而当时政治制度变革的严重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总之，所谓极端君主专制，就是它不但将皇权作为一切政治权力的源泉，而且以片面的极端方式，将皇帝权威推进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将臣僚变成了皇帝的私人奴仆。在政治等级上，从主奴的角度，确立了臣僚对皇帝严格的政治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运行中，尽量用专制皇帝的个人人格，取代臣僚的独立人格，用皇帝的是非取代臣僚的是非，用皇帝的利益取代国家的利益，将皇帝的意志作为政策、法律的核心。而人们通常所谓的法治，只能是专制君主实行人治的必要补充，至于以科层制为特点的官僚体制，则是君主独裁政体下一部庞大而又严密的行政机器。雍乾时期形成的极端君主专制，在短期内确实造就了一种高效率，一种相对清廉的行政风气，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威严景象，但从长远看，它实际上使清朝的前途和命运，变得更加变幻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