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有什么人格魅力？

蔡元培既是一个理想主义气质很浓重的人，又是一个实干家。他采取了种种措施，让自己的理念在北大得以贯彻下去。美国学者魏定熙特别注意到蔡元培支持创办《北京大学日刊》的意义。《北京大学日刊》定期报道关于评议会和教职工会议的情况，使校方负责的内部事务公开化，从而取得了学生的信任。顾颉刚回忆说： “如果学生们的建议有助于学校的进步，而且这些建议又是可行的话，那么它们将登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这将是促成校方把这些建议付诸于实施。这样，学生与学校之间就不再有距离感，而且，长期以来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校方的官僚习气将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利用舆论的力量进行监督的典型例子。这样的做法，对于一般的领导人来说，无疑是自找麻烦。而对于蔡元培先生而言，则是“泰山不让寸土，乃成其大”。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作为，真正能够领会其实质的，罕有人在。即使是陈独秀、胡适、沈兼士这些他的亲密朋友，也未能全面理解他的大学理念。他是孤独的，他的思想与时代相差太远，时代所给予他施展的余地只有方寸之大。他执掌北大期间，北大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但是这只是昙花一现，随着他的离去，北大很快沉寂下来，正如鲁迅先生叹惜的那样，20年代中期以后的北大，“射一支响箭也没有一点回音”。这在中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说蔡先生幸运，是因为他在新旧政权交接的空档里出任北大校长，可谓把握了千钧一发的时机。蔡元培先生没能够建构起一整套制度平台，仅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台支撑北大的发展，这同样是一种“中国特色”。他凭借的是自己的声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南方军事力量对北洋政府的牵制。陈平原教授指出，“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教育界的情况于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只是‘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连大学课程的设置也都必须接受检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自由表达政见的文化空间也岌岌可危。不识时务的胡适之，继续‘妄谈人权’、‘批评党国’，受到了政府的严重警告，险些儿被‘肉体解决’。蔡元培名气更大，地位也更高，可照样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于是，蔡元培的北大成了一个永恒的神话，被一代一代表达人追忆和讲述。

　　说蔡先生不幸，是因为环顾世界各大名校，没有哪位校长对他所供职的大学产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