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

中美关系始终“不温不火”的状态与双边关系史上的这种谨慎，似乎已成为中美关系的一种精神特质。

　　太平洋战争爆发伊始，罗斯福对蒋介石就寄予了厚望，期盼在中国大地上营建美国式的“民主国家”，以为其全球战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罗斯福和继任者杜鲁门倾注的大量心血，换来的是蒋介石的逃之夭夭。

　　带着强烈的挫折感，连同对蒋介石“偏爱”的惯性，杜鲁门宣称，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台湾，不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干脆来了个“一边倒”，美国心仪的“大国伙伴”成为其敌对阵营中颇具份量的一员。

　　1950年6月27日，也就是杜鲁门宣布美国将直接参加朝鲜战争的次日，毛泽东发表了一个东方版的“门罗宣言”：“亚洲人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但中美“打打谈谈”后的结果，却是包括苏联在内的“亚洲人”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人分“管”了“三八线”北南的事务。

　　而在杜鲁门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调，并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的次日，毛泽东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双方在台海形成严重的军事对峙。1954年9月，美国同英、法、澳等七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将军事矛头直指中国大陆；12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出笼。对于华盛顿的再三挑衅，中国发表声明：“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然后立即解放了一江山岛。

　　1955年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并未给两国关系带来多大的改善。1958年第一次诞生了台海危机这个名词，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美国则急调地中海的舰队增援台湾海峡，双方剑拔弩张。但局势随着各自怒气的渐缓和大使级会谈的重新复会谈判而趋于平静，美国自此也放弃了唆使台湾使用武力“重返大陆”之策略。

　　中国在60年代再也难以忍受“老大哥”的颐指气使，“珍宝岛事件”更加重了决策层对苏联的恐惧。而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与日、欧间隙初显。国际环境的变化催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

　　1970年10月，尼克松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谈话：“如果我在死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让我的孩子们去。”他首先派去的“孩子们”是美国的乒乓队员，自己则在1972年2月21日，成为了第一个踩上中国土地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