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事例

刘半农其人
对于刘半农，我以前所知道的，仅仅知道他是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提倡白话文的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他写了许多白话文，是白话文运动真正的实践者。看了《人间世》第十期上的几篇文章之后，我对刘先生有了更深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我看的这几篇文章是：李长之先生的《记念刘半农先生》，蔡元培先生的《哀刘半农先生》，吴稚晖的《失了一部最珍贵的大字典》，赵景深的《刘复诗歌三种》。这四篇文章三篇是悼念性的文章，一篇是对刘诗歌集的评析和鉴赏类文章。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死了，那么对这个人的评价也就基本上确定了。我始终觉得，就中国而论，只有人死了以后才能真正地对这个人做一个客观的评价。人活着，人们就必须要顾及到这个人的地位、权势、脸面等等诸多问题，于是对这个人的评价一般是赞扬多批语少。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说“仇人”多的，必然会遭到“仇人”的迎头痛击或当头棒喝，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例。当然在这儿我们把这样特殊的例子（因为这样的例子终究还是极少数的）抛开，回到我们前头的话题。在中国古代皇帝死后都有谥号，如“汉高祖”、“唐太宗”等等，这一类谥号一看就让人肃然起敬，但另外一些谥号就不是如此了，如周厉王，如有在天之灵的话，谁也不愿别人称他为“厉”。所以“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界定一个人品行的分界线。人入土之后还能留有美名的，他一定会流芳百世，相反则遗臭万年。

刘半农先生不幸于1934年7月14日“仙逝”后，很多人都对其进行了哀悼。中国人有个习惯，哀悼别人的同时也就是对其一生进行评定的时候，所以看一个人一生如何就看其死后之悼念文章即可，“窥一斑而知全貌”。三篇悼念文章各有其特色，各有各的悼念方式。这三篇文章当中，文笔最好、思路敏捷且行文流畅的当推蔡元培先生的文章。《哀刘半农先生》一文站得高，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文章虽然最短，但最有权威性。在他的笔下，刘半农先生简直是可和培根（蔡元培先生可能赞成“培根就是莎士比亚”这一历来争论不休的观点）、歌德并驾齐驱的人物，因为他不仅是文学家，同时又是科学家。作者结合自己和刘的交往举了许多事例，不由人不信他的所言。三篇文章中写得感情最真挚的莫过于李长之的《记念刘半农先生》，作为一个青年后起，李长之的文笔虽显稚嫩和平实，但在叙述文字的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