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美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分别是什么？

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与艺术现实相比，美学思潮、美学理论更多地表现了一种被动性。从最根本的发生学层面来看，艺术创作是一定时代与社会的理想和情感的折射，但理论并不一定总是跟在生活后面被动地反映生活，它也可以是积极的、生动的，否则，理论的创造性与价值又从何体现呢？诚如恩格斯所言，“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1](P485)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美学理论的发展很多时候走在了艺术的前面。 英国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曾经指出：“在当代有关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的争论中，‘文化’似乎是分析和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关键范畴。”[2]（导言P1）从文化的角度讲，艺术代表了文化的一种要求；包括美学在内的理论则代表了文化的另一种要求。虽然两者的表现形态和作用途径迥然不同，在现实中给人完全不同的印象：一实一虚，但艺术与理论的本质都是一样，它们都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同受现实生活与经济基础的制约影响。因此，这两种要求是存在契合点和共同性的。从文化的角度和视野出发来审视艺术和包括美学在内的理论，可以让我们透过艺术与理论现象的表面，思考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 从文化的角度看，艺术与理论的契合点和共同性也就是人类全面交流的要求。这种交流凸现了人的社会性，也正是这种需要为个体的人联结为社会整体提供了最深刻直接的动因。交流的问题恐怕是20世纪艺术和美学共同面临的一个深刻难题，因为交流的前提是人们之间有相应的、较多的共同点，但我们所身处的却是一个对立日益深化的时代。从总体上把握，20世纪是“一个机械的世界，一个由工艺技术制造出来的物质的世界，一个用各种语言来加以传递并且也使所有事物都变了形的信息洪流中的世界，一个传统生活方式已无法维持下去的世界。对于这个世界，人必须努力去加以忍受，去扩大自己生活情感（Lebensgefühl）的基础”[3](P51)，而人们对这个新的世界的“忍受”，却滋生了忧郁、荒谬、无聊、孤独、焦虑、绝望的情绪和情感，这是一种过去的世纪不常有的生存体验。卡夫卡曾对这种孤独无聊的生存体验有过传神的描述：“我从清晨6点起一直学习到傍晚，我发觉，我的左手怜悯地握了一下右手”，“黄昏时分，由于无聊我先后三次走进洗澡间洗手”[4](P20)。处于这种心绪之中的人们，彼此之间存在严重的隔阂、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