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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视野下的中国俗文学
按北大陈平原教授的划分，郑振铎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属“第一代文学史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是郑振铎确立学界名声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尤其是后者，放到文人与民间关系中来看，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中国俗文学史》是在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氛围中写成的。这既有文化启蒙上的考虑，也有文学革新上的要求。晚清以后，各类文体的地位升降是一项令人瞩目的现象，中国历来以诗文为中心的传统文类格局，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许多向来为士大夫轻视的文体，例如小说、戏剧之类，因着各种缘由，其地位迅速飙升，不仅成为新文学创作的主要文体依托，其传统样态也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俗文学的重视，也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1920年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轰轰烈烈掀起了“歌谣运动”；1927年胡适写出了《白话文学史》，次年出版，开了个人为民间文学写史的先例；直到1934年，郑振铎开始写《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出版，标志着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俗文学派的形成。

“五四那代人之所以关注俗文学，是有精神性追求的。

眼光向下，既是思想立场，也含文学趣味。提倡俗文学（比如征集歌谣），在五四新文化人看来，既可以达成对于‘贵族文学’的反叛，又为新文学的崛起获取了必要的养分。“（陈平原：《俗文学研究的精神性、文学性与当代性》）乍看之下，五四一代文人对民间及其文学推崇甚高。鲁迅尝言，”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甚至说”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这种文人兴起的反文人文学的现象，本身颇堪玩味。实际上，知识分子或文人对民间及其文学的态度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不仅仅在于特定时代下拿民间文学来说事、来争”正统“的功利做法———抬高白话文学、民间文学或俗文学，往往是贬低古文文学、贵族文学或文人文学所需；更关键的是，文人对待民间，有一种内在的矛盾。

众所周知，郑振铎先生不仅是大学者，还是大藏书家。他一生藏书1.7万多种，近10万册。众多藏书家并不注意的戏曲、小说、宝卷、弹词之类的俗文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