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对公共政策走向的影响 急！急！急！

近20年来,当代主流学科领域都不同程度地

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公共行政领域亦

不例外.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

某些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

来取代传统的行政模式.话语民主理论的研

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共能量场"的形成、多

元价值观念的融合以及通过政府与社会多元

主体之间的互动形成"话语"的共同治理等对

于公共政策过程的重大意义.

现在，后现代主义可以说已经风靡全球了。自从后现代主义“教父”美国杜克大学的弗·杰姆逊（又译作詹姆逊或詹明信）教授在北大开的专题课《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以来，后现代主义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后现代主义移植入中国以后，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中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与后现代主义不沾边，也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已走向了后现代主义之后，出现了新型的后现代主义。总之一句话：我们这里没有这种东西。事实恰恰相反，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的生活中确实存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及其对应物。我们无法否认或者回避。
开始的时候，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是学院派的精英话语，它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介绍的许多西方理论与学说的解读，是舶来品，只在小圈子里流通。当时，尚未出现全方位的世俗化市场社会，后现代主义只是以一种学理层面上的人文忧思出现在学术界。然而它在理论层面以外，在物质世界里也有自己的对应物存在。那就是九十年代中国都市空间发生的异样的变化，比如豪华别墅，星级酒店、超级购物中心、乡村俱乐部和各种昂贵的娱乐消费方式场所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等等，人们追求各种时尚的生活。面对色彩缤纷的后现代性物化空间，人们的思维方式在悄悄的发生变化，后现代思想潜移默化的移植进来。开始风行的范围主要是在文学界、艺术界、文艺理论界，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潮。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现代性带来的成果，而是有更高的追求和选择。历史不会重演，前现代的道路不能走了，我们只能走向后现代社会，用后现代主义来超越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作为当代的一种思潮，它没有统一的理论和原则，它的使命是对现代性的怀疑和批判。后现代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后现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