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抒读《诗经》对人生情意之陶冶有何影响？

说起《诗经》，最为脍炙人口的便是它的赋、比、兴和风、雅、颂。它们最早出现在《周礼·春官·大师》中，顺序是：风、赋、比、兴、雅、颂。之所以是这样一种顺序，孔颖达解释说：“六义次第如此者，以诗之四始，以风为先，故曰风。风之所用，以赋、比、兴为之辞，故于风之下即次赋、比、兴，然后次以雅、颂。雅、颂亦以赋、比、兴为之，既见赋、比、兴于风之下，明雅、颂亦同之。”
　　一方面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诗经》中只有风、雅、颂，没有赋、比、兴；另一方面，自孔颖达以后，学者们一致认为风、雅、颂是诗体，赋、比、兴是修辞手法，所以后人习惯于先说一类，再另一类。

　　《礼记·经解》云：“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礼记经解》，《十三经注疏》p.1609）这是先秦有关“《诗》教”的经典性的定义。据孔颖达疏之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礼记正义》）意思是说，观一国之民性，即可知其教化。如果百姓性情平和，待人接物态度温厚，说明是深受《诗》之教化的缘故。而“《诗》教”的宗旨，在于化民之品格。
　　到朱熹，则将“温柔敦厚”与“思无邪”合二为一，综合的来阐释“《诗》教”了。
　　传统时代，在纲常的背景下，给予个体的活动余地十分狭小；而另一方面，从“兴”的方法，到“礼”的面貌，再到“和”的审美追求，却已是渗入了中国人的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