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主张的翻译观点及意义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翻译的重要性远迈前古。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同翻译是分不开的。第一个重视翻译并大力加以倡导的人是鲁迅。鲁迅主张直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1931年12月28日他在给瞿秋白的信中谈到严复。他说：“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 中国之译佛经， 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鲁迅不主张译文完全中国化。不完全中国化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认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

在主张直译方面,瞿秋白和鲁迅见解一致。他说:"翻译 —— 除出能够介绍原来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但是他同时指出：“当翻译的时候，如果只管‘装进异样的句法’等等，而不管是否活人嘴里能够说得出来，——那么，这些‘异样的句法’始终不能‘据为己有’。”他认为,“新的言语应当是群众的言语——群众有可能了解和运用的言语。”现代许多翻译家基本上都是直译派。所谓“直译”是指:原文有的,不能删掉；原文没有的，不能增加。这与译文的流畅与否无关。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等书，文字就非常流畅，但仍然是直译。所谓“意译”是指对原文可以增删。古代的鸠摩罗什属于这一派。郭沫若一方面说：“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另一方面，他也主张:“我知道翻译工作绝不是轻松的事体,而翻译的文体对于一国的国语或文学的铸造也绝不是无足重轻的因素。”茅盾更是简洁了当地指出：“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 他又说："‘直译’这名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傅斯年、郑振铎、周作人、艾思奇等都主张直译。因此,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翻译史上，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