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蜀”、“朔”的派别之争

洛蜀党议”

元佑初新党势力尽斥后，被旧史称为“君子”的元佑诸臣，又因理念以至风格、趣味之不同，分裂为洛蜀朔三党[23]。三党名称，由其领袖籍贯而来。洛党领袖为程颐，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蜀党领袖为苏轼，吕陶等为羽翼。朔党以刘挚、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甚众。

洛党的政见，与王安石多有异同。他们也像王安石那样，主张以理想来改造现实，他们所本的理想也是所谓“王道”的典范唐虞三代。不仅在理想方面，在具体主张方面也是这样。比如王安石以为：“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24]程颢则以为：“今师学废而道德不一，……秀民不养于学校而人才多废。”[25]在这一点上，两者的看法完全一致。程颢曾上神宗书，其中有关井田、兵归于农、帝王必立师傅等等的主张，也多与王安石一致。熙宁二年程颢参与考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就是因为有相同认识的基础。

洛党与王安石也有不同，比如王安石特重法，而洛党偏重人。程子曾说：“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虽有良法，无与行之矣。”[26]这是两者显著的不同处。

蜀党对政事的看法较洛党柔软，言事论理不执于一端，所以他们并不强调某种理念，也不认为某种制度独胜。而两党领袖的趣味、性格尤其表现了不同。比如洛党领袖程颐“不欲为闲言语”，援古句“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说作诗是浪费生命，所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个字上”[27]。蜀党领袖苏轼则极好词采，以为“世间乐事无逾此者”[28]。颐严肃有余，完全没有幽默感，轼则是在诗文书画诸方面都极显才华的大才子，性格中“活泼”的成分也较多。

朔党不同于洛党之处，在于朔党多为实务派官员，所以较重经验。王安石与洛党都喜欢讲唐虞，讲三代，讲“王霸之辨”，而朔党不讲。不讲三代那样玄远的理想，而注重王安石与洛党看不起的汉唐经验，主张通过权衡汉唐的利弊，来进行逐步的改良。激进派对这样的“实际”主张不以为然，以为这样的主张行之于平稳治世，也许是得策，但用之于大变革时期未免缓不济急。就如程颢对司马光自比“人参、甘草”所说：“病未甚时可用也，病甚则非所能及”（司马光在元佑时尽反熙丰，“人参甘草”成了“烈药”。）

洛蜀朔三党，不同处本来很多，只是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