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的广州商团反叛到底是怎么回事？

广州商团成立于1911年，原系一个武装自卫团体。1919年，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地主陈恭绶分别窃取了商团正、副团长的职位，广州商团遂开始演变成为买办、大地主阶级支配的【工具】和帝国主义的【附庸】。国共合作后，广州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使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极为【恐惧】。英帝国主义为了颠覆广东革命政权，一方面策动陈炯明向广州进攻，另方面勾结广州商团，策动商团公开【武装叛乱】，妄图建立一个【商人政府】。 因此，陈廉伯以商团的名义向英国【南利洋行】购买大批枪械，于1924年8月10日由丹麦船【哈佛】号秘密运抵广州。孙中山获悉后，下令把船上军火全部扣留在黄埔军校。蓄意谋叛已久的陈廉伯等人即借此扩大事态，逼迫政府发还被扣枪械。他们大肆攻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威迫商人罢市，并在广州市内遍设商团的哨位，纠集佛山、花县、三水等地商团武装来省，伺机发动武装叛乱。
对于商团的反叛行径，【中共广州地委】一开始便态度坚决地支持孙中山扣留商团偷运之非法枪械，给商团以回击，一方面向孙中山提出建议，对香港政府勾结商团颠覆广州革命政权的阴谋提出【抗议】；一方面发动广州各界群众声讨陈廉伯，并征得孙中山同意，省长廖仲恺的支持，由广州工人代表会在所属的工会中挑选 300多名青年工人组成【工团军】，由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200名男学员组成【农团军】，移驻省长公署，保卫革命政权。
正当孙中山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支持下，拟对商团的反叛行径进一步采取断然措施之际，革命营垒内部却出现了种种阻力。伍朝枢、许崇智等人认为，处理商团事件应当“和平审慎”；滇军军长范石生、师长廖行超等则更表示反对武力解决，并出面“调停”，商定由商团向政府缴纳50万元，政府则发还扣押的枪械。孙中山在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下，“曲予优容，准予发还团械”，并取消了对陈廉伯、陈恭绶的通缉。于是，商团的反动气焰更为【嚣张】了。
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中共广州地委呼吁改“双十庆祝节”为“双十警告节”，动员和组织了民族解放协会、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广州工人代表会、广州工团军、广州农团军等30个团体共5000多人，在广州第一公园召开警告商团大会。会后列队游行，当游行队伍途经西濠口时，竟遭商团军的袭击，群众死伤数十人，被捕多人，是为【双十惨案】。商团屠杀革命群众后，还到处张贴标语，呼喊： “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