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的历史意义

《通典》的成就，尤其表现在它的“经邦”、“致用”的宗旨。作者杜佑自谓“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而强调学以致用。他明确指出：“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就是说，撰写《通典》，本为施政所用。由于《通典》的撰写，伴随了他的五分之三的宦途生涯，故政治实践的感受，有助于他的历史认识的深化；而历史认识的深化，则更加明确了政治实践中的取舍氛择。因此，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既蕴含在《通典》之中，也反映在作者的政治实践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杜佑是一位精通政治的史学家，又是一位洞察历史的政治家
《通典》问世后，时人认为它有“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的作用，认为其所载“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说它“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直到清代，乾隆皇帝还把《通典》视为“恢恢乎经国之良模”。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