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砚斋和曹雪芹同是雍正时期的人么？他是曹雪芹的同窗么？

关于脂砚斋的身份，红学界主要有四种说法：（一）作者说；（二）史湘云说；（三）叔父说；（四）堂兄弟说。这些都是针对脂砚斋和曹雪芹的关系而言。
“作者说”。此说经不住推理，最难成立。在脂批中，多次出现“余二人”，“作书人”，“批书人”语式，作者与批者界限分明，其为两人无可怀疑。又如果这是作者的“狡猾笔法”，则批者亦即作者便成了自写自夸，人格低下，显可见之。只从一部《红楼梦》中所流露出的精神思想来看，“空”念驻于心，溢于言的作者怎肯自掌其嘴。而那种”接蓠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的高傲洒脱，狂放不羁的文人形象也不断不容许自己行此不堪之举。此说最大的根据“作者作书时的心里，旁人怎得知”（俞平伯语），无疑是把脂砚斋当作普通的阅评者，忽略了他与曹雪芹之间的亲密关系。

“史湘云说”。周汝昌先生从脂批中挑出若干条类似女子语气的批语，遂认定脂砚斋是女性。如庚辰本第二时六回一条行批：“玉兄若见此批，必云‘老货，他处处不放松我，可恨可恨！’回思将余比作钗，黛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一笑。”同回宝玉一句“多情小姐同鸳帐”惹恼黛玉，其旁行批云：“我也要恼”。周先生认为“断呼非女性不合”，“又是个女子声口”。事实上，曹雪芹创作过程中，就无不设身处地为书中人物立言行事，是女子则拟女子“声口”，是小人则仿小人语气，是粗人又没村粗之言，林林总总，不一而拘。批书实质上无异于著书，同样需要投身书境，将自己相关情绪感受逐一批泄，至会心得意处，己口不足慨叹，便惜他人，从又一角度立场以求淋漓。同时，周先生以甲戌本第二回的一条行批“先为宁荣诸人当头一喝，却是为余一喝”作据，以为“脂砚斋不在宁荣诸人数中”，但定是书中一重要角色。由此进一步推定史湘云最为适合。

“叔父说”。此说所据主要有二。其一，清人裕瑞在《枣窗闲笔》中记：“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叙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书删改至五次......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又“闻其所谓‘宝玉’者，当系指其叔辈其人，非自己写照也。”两句皆从“闻”字开头，应是引用当时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并非从他舅父明义，明琳处听来，所以作不得确证。这种“闻”更曾一度引起人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