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个民族的人的来源的故事

传统的汉文文献，是宗信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原地区，其中有一部分被流夜于边疆，才有了严“四裔”各族。司马迁综春秋、战国各说，在《五帝本纪》中这样叙述：由于共工、兜、三苗、鲧有罪，“於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史观不仅影响及于《史》、《汉》而下，一直到近代也还有一些专家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扩散到边疆，才有了边疆的民族与文明。

然而这种一元中心起源的正统史观，到20世纪初叶受到了挑战。首先是梁启超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同时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启发，1902年发表《新史学》，提出要以研究社会和国民人群进化并得其“公理公例”的新史学来代替以帝王为中心的旧史学。他在1906年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以“中华民族”称呼汉族，而以“中国民族”为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他指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而“苗蛮”、“百越”，“百濮”等其他“中国民族”，“要之自有史以来即居中国者也”。以后他在1922年又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对汉族、蒙古族、突厥等族进行了初步的叙述。今天我们看梁的研究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而且难免受到大汉族主义正统观的影响，但20世纪初敢于否定汉族的单一来源并断言它是“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是对中华民族一元中心起源正统观的大胆挑战。

另一派即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顾于1923年发表《与钱玄同 先生论古史书》，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1923年又发表《答刘(藜)、胡(堇人)两先生书》，进一步阐明这种上古史观，“1.了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了地域向来统一的观念”，“3.了古史文化的观念”，“4.了古代黄金世界的观念”，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上古史及先秦文献的可靠性的大论战。这是中国史学界在20世纪20～40年代的一个起了广泛作用的学术讨论。在学术上，顾受着清代崔述、姚际恒等辨伪学说的直接影响，在思想与治学方法方面，主要受着梁启超、钱玄同、胡适、王国维等人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新青年》和五四运动的鼓舞。他说，“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蔡元培)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要是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不敢大胆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