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隐

孰仕孰隐，也许对于现代社会的文人阶层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其严峻的思考价值。然而千百年来在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仕隐情结一直是很多古代文人难解并深为之扰的一个情结。作为他们中的一员，陶渊明自不例外，且体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独特、鲜明又执着的仕隐观是后代文人所不可企及的
　　儒家思想自西汉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统治思想以后历代承传，对文人影响巨大。作为没落封建官僚主义家庭的后代，陶渊明自小就接受了来自家庭和社会上的儒家思想的教育。青壮年时期他尊奉孔子“进德修业”的教诲，积极入世，有佐君立业，大济苍生之志。这可见诸他的诸多诗作，如20岁时写《咏菊花》、咏三良》、《咏二疏》，借壮怀激烈的历史先贤表达了自己建功立业、佐君当贤臣的从仕抱负。而《拟古》诗“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杂诗》之五“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也道出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政治理想。因此陶渊明仕隐观形成基础之一也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小有强烈的入仕意识。龚自珍诗云：“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正言于此。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是玄风盛行的时代，受祖先高旷性格影响，他对于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也是很容易接受的。由《归园田居》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始作镇军经曲亚作》“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可见陶渊明天性就对大自然有一种亲近之感，而专注于琴书六经又让他对俗世有一种潜在的远离感，不期然间就养成了“爱好闲静，不慕荣利”的品性。由此可见青壮年时期陶渊明身上就有归隐的潜在和促成因素。同时，自小就生长在幽静宁馨的大自然中，他这种对大自然对归隐的热爱情结也不断从潜在走向清晰明确。
　　与前面说到的陶渊明自幼有强烈的入仕理想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仕隐观的第一个特点：入仕与归隐意识共生并长。自古少年志远者不少，但于猛志之外又怀揣素志，陶公渊明是第一人！
　　入仕与归隐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面世态度，当它们集合于一身时，各自独立成长时期固然有一段相安的时间，但相反面带来的矛盾是必然存在也是无法避免的。公元285年，指挥淝水之战胜利的总统帅、宰相谢安因遭司马道子排挤而染病辞世，刚升起希望曙光的东晋瞬间又陷入黑暗，北伐中断、政治混乱、灾难频生，面对这样的时势，满怀建功立业壮志的陶渊明开始